朱载堉(1536-1611)是我国明代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杰出科学家和艺术家。作为明王朝的宗室成员，他七次上疏让爵，潜心学术，其研究范畴囊括音乐、舞蹈、美术、文学、历法、数学等广阔领域，颇多建树，被国际科学文化史研究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巨匠。他最为著名的学术贡献，是在世界上率先创建了“新法密律”(即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和计算公式，解决了两千多年来困扰中国乐律学界的转调问题，在音乐理论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此外，他在音乐史、乐器制造和乐器史等音乐学问题，舞图舞谱编绘等舞蹈学问题，等比数列、小数换算、开方等数学问题上，也具有开创性的成就。因此，国际著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将他形容为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人”[1]223。
在朱载堉的学术生涯中，舞蹈研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维面。他的主要学术成果《乐律全书》共有十四种书，其中专论舞蹈的有四种之多。这四种书是：《灵星小舞谱》、《六代小舞谱》、《小舞乡乐谱》和《二佾缀兆图》。此外，《律吕精义·外篇》中，也有两卷篇幅专论舞蹈。尤为值得重视的是，他在《律吕精义》卷九、卷十中，首创“舞学”概念，并系统地阐述了他所创立的“舞学”理论体系。
朱载堉的“舞学”理论同他的乐学、律学一道，是其学术成果中不可忽视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舞蹈学术理论体系构造的严谨与精密程度，也可与他对十二平均律的理论构造相媲美。在将舞蹈教育研究理论化、学科化方面，朱载堉也有着超越前人的重大贡献。令人遗憾的是，我国艺术史学界对朱载堉的关注，不仅是“出口转内销”的结果——即朱氏首先在欧洲学术界出名，而后才引起国内重视，而且，迄今为止，学人们的朱载堉研究，大多集中在他的“新法密律”理论上，对他在舞蹈理论方面的贡献，则研讨得相对粗放；而对他在舞蹈教育学科理论化、学术化方面的贡献，探讨更是阙如。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舞蹈教育学科理论发展的视角入手，重新审度朱载堉的“舞学”思想，并试图分析其历史意义。
朱载堉的“舞学”思想的理论框架，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论舞学不可废》一文中。
这篇舞学经典文献分上、下篇，上篇为理论纲要，下篇由文字说明和舞姿动态图谱两部分构成。在这里，朱氏所用的“舞学”一词，首先指的是作为教育场所的舞蹈学校，同时也指构成舞蹈教育体系的一整套软、硬件因素。作者提出，“舞学”所应包括的内容，主要有十项：一、“舞学”即舞蹈学校；二、“舞人”；三、“舞名”；四、“舞器”；五、“舞佾”；六、“舞表”；七、“舞声”；八、“舞容”；九、“舞衣”；十、“舞谱”等。对于这十项内容，他采用“先引古制，后附新说”的写法，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初步设想。例如，在“舞学”一项中，他提出，“舞学”舞蹈教学的场所应当选择“清幽洁净之处”，“须隔远尘俗，勿骇视听，恐无知者妄生谤笑”。在“舞人”一项中，他对于舞学所应招收的学生的年龄、容貌、志向和品行条件也作了规定：年龄在“二十之下，容颜修正者为之，”“须同志之人”即有志于舞蹈事业者。值得注意的是，他发扬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主张“不拘士、农、工、商之子，皆可入社”[2]，在学习方法上，他注重提升学生的文学修养和文化知识水平，提出学舞者应当“先使诵诗、读书，而兼学乐、习舞”。透过以上这些片段式的介绍，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论舞学不可废》的上篇实际上是为建立一门舞蹈教育的崭新学科而撰写的论纲，在这里，朱载堉已经对舞蹈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了比较明晰而系统的设想。
《论舞学不可废》的下篇主要是对舞蹈基础技法训练的介绍。在这一部分，作者强调并具体地介绍了“人舞”(即不拿道具，空手而舞)在习舞中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朱氏准确而具体地绘制了由节奏图和舞谱组成的一个完整的“人舞舞谱”体系。
但是，朱载堉对于“舞学”的理论述说，并不仅仅限于《论舞学不可废》这篇篇幅并不太长的文献中，而是广泛地散布在《乐律全书》所收入的许多著作的言论中，尤其是在他编制的多种拟古舞谱的序跋中。在这些文字中，朱氏从介绍中国历史上乐舞制度、乐舞艺术的沿革变迁入手，广泛地论及舞蹈的起源、舞蹈的特性、舞蹈的社会作用、舞蹈与音乐的关系、舞蹈教育原理、舞蹈分类等多个领域的理论问题。他在继承和弘扬古代中国传统乐舞理论的同时，又阐发了诸多独特的创见，提出了一系列颇为独到新颖的理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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