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礼涛导演手记：写在《等候董建华发落》拍摄完成后三个月

　　多年以来，我都希望能做一些自己喜欢、别人也喜欢的东西。当中我花了最多时间的要算是拍电影；但很多时事情都不能尽如人意，有时当我以为自己拍了一出自己喜欢的电影时，却被人个狗血淋头，就如《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饱》就曾被一个我十分尊重的影评人说成是一部「投机得不择手段」的电影；又如《伊波拉病毒》，有影评人只给一分（满分三十三分）。但这并不打紧，起码我也达成一半的愿望，就是做了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除了拍电影外，搞出版亦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做的事情。过去我也曾办过周报和杂志，但最后都是因经济问题等种种原因而落得停收场。在机缘巧合之下，在九七回归前，我又与一班大扺上也算志同道合的朋友搞了无利可图的「进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StepForwardMultimediaCo.,Ltd.）。我们希望透过「进一步」出版一些其它出版社未必会出版的好书；当然地也希望我们心目中的好书可以找到它们的读者。

　　回归后首个冬天的一个晚上，我拿着一印满密密麻麻文字的A4纸在读，那便是《等候董建华发落》（FromtheQueentotheChiefExecutive）一书的初稿。文字中所描述的事情和部份个案，在回归前的报章杂志和电视新闻中亦有报导过。也许是职业病的缘故，当我一页一页翻阅着的同时，也在考虑把该书拍成电影的可能性。书中所描述的个案，牵起我一种忿忿不平的思绪。为什么在一个文明和强调法治的社会里，当权者竟可以在拒绝给予确实刑期的情况下把罪犯无了期地拘禁！本来是一翻好意的事情却又可以变成一种更大的伤害。「等候英女皇发落」（DetainedatHerMajesty’sPleasure）本来是对青少年罪犯的宽大恩典，鉴于青少年罪犯犯案时心智尚未成熟，加上法庭不把青少年罪犯和成年罪犯同样看待；所以在从轻发落的考虑下，法官把罪名成立的青少年罪犯转介给非司法人仕或机构来判刑，目的是好让青少年可以有个改过自身、重新滆入社会的机会。毕竟荒谬的事情总是会发生，「等候英女皇发落」竟变成无了期的拘禁，甚至是比成年重犯所得的应有惩?更重和对身心造成更大折磨的刑?。一个大时代的来临，英国人彻离繁荣的香港，却遗下十七个于中英草签之后、在殖民地法律之下、被判「等候英女皇发落」的青少年犯不顾。回归之后，口中常说着对香港充满信心和以保守来形容自已的行政长官又无心处置这个港英政府丢下来的烂摊子。

　　一直以来，我都希望可以拍一些有关弱势社群的电影，他们往往被大部份社会人仕在有心和无意之间疏忽，但其实不论是基于人道、人权的立场或勇敢面对问题的态度下，社会人仕都有必要正视他们活生生的存在。何况，香港从来都没有一部真正关心人权，甚至是罪犯的人权的电影。即使是回归了，我也不愿相信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被压制的国度里，我们仍然享有文明和法治社会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所以我很希望《等候董建华发落》可以以光影和声音的形式和社会大众见面。

　　由筹备《等候董建华发落》这个电影开始直至眼前一刻，我都相信这样一个题材的电影必须要让社会大众看得明白才可唤起他们对事情的关注；所以我企图用一个平易近人的叙事方式去把这个具有控诉性的真实故事拍得既平实又不失其感染力。原著作者杨漪珊（ElsaChan）是用一种类似章回小说的写作方法去把故事阐述，少年犯的个案都是在不同章节中陈述，而穿插在这些章节中的其它章节，则描绘出一个回归前一群人如何为那些被无了期拘禁的青少年犯争取确定刑期的故事。编写剧本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把书中的情节转化成一种编年史式的事形式，为的是要观众看得投入和易于明白。当中我们不论在人物和情节上作出了不少取舍，出来的结果容或有得亦有失，但却相信原作的精神、立场和态度还是得以保留下来。过程中，我们希望在真实素材中寻找一定的戏剧性，但在道德上却总不能随便杜撰或把活生生的真实人物的行为和思想作任何形式的穿凿附会。另方面，故事中牵涉不少复杂的法律问题和论点，务求深入浅出地探讨问题是编写剧本的一大难处。

　　为了更了解故事中的主人翁，我到过大屿山的石壁监狱探望数位被判「等候英女皇发落」而仍然没有确实刑期的青少年犯。探监的路途相当遥远，没有通行证的市区私家车只能开到东涌，要到监狱就必须要乘搭公共汽车，下车后还要走一条大斜路，探三十分钟的监，就得花上半天，而且每次限探一人。走进高设防的重犯监狱，感受到一种和温度没有关系的冰冷，连小小的声音都会产生回音，令你的听觉突然变得不很灵光。进行过登记和检查的手续，走到隔离探监室，等待着狱警把我要探望的人带来。看见一个婆婆，她手执话筒，凝望着对面和她相隔一块玻璃的一个三十来岁男子，哭过不停，我看见在她对面的人也同样地留着泪。心想这位老人家也是像我般长途拔涉地来到这里，探望服刑中的亲人，觉得真有点难为她，原来犯罪的代价还得要家人一起承受。一会儿，我要见的人到来，我和他隔着玻璃，透过话筒闲聊，也许是由于回音的关系，我得要用手掩盖着没有话筒的耳朵才能让另一只耳朵清楚地听到相对的人在说什么。他知道我正计划开拍一出关于他们的电影，我告诉他还未找到投资者，也不知可以帮到他们多少。他似乎并不想知道太多关于电影的事情，也许他清楚地知道我这个不速之客所能做到的其实不多。言谈间，觉得他的法律知识很丰富。临别时我发现他的眼睛有点泪光，他说姑勿论电影能否拍得成，也很感激我山长水远地来探望他。之后，他还给我写信。

　　我所探望过的数字青少年犯，他们都生得好眉好貌，言谈和举止都很有礼貌，单凭外表，我比他们更像坏人，真的很难相信他们曾经犯过重罪。有时我们会觉得粤语长片里的剧情很老套，但原来那些老套剧情正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息不灭地发生。那些还没有确实刑期的青少年犯都有着不快乐的童年。其中一个自入狱以来从没有家人到来探望过。童年的他受过很大的伤害；他在孤儿院长大，有一次患了重病，要到医院造手术，陪伴他的就只有孤儿院的姑娘。九岁的时候，家人为了要申请一间较大的公屋才把他接回家，未几，又把他赶到街上当街童。当日，在他闯下离天大祸之后，他很害怕，曾写过一封信回家，后来他的后母把信拿给警察作为罪证。犯了罪固然要受到应有的惩?，但总不能不给刑期，而且国际人权法庭亦已裁定，无了期押后判刑是违反人权法的。由于没有刑期，在法律上他们不能享有假期、不能申请假释、亦不能上诉。这群曾被判「等候英女皇发落」的青少年犯，都很盼望有一个确实刑期，好让他们能计划未来。虽然他们不知道何时才可离开铁窗生涯，可喜的是他们在狱中都很用功读书，有些还考到很好的成绩。

　　在选角方面，纵然在市场上会有一定风险，我仍然是倾向于找一些观众陌生的面孔来演译戏中的人物，因为我相信这样会加强电影的真实感。选择相识了十数载，本身有多年舞台经验的邓树荣（StephenTang）来演译梁忠勤的角色，是基于我觉得他的脸孔有一种不快乐的感觉。一向认为一个关心社会和为民请命的人都很难会快乐，因为糟透的事情不断在我们这个荒谬的社会中发生，而这些人正不断接触到这些令人黯然神伤的事情。誉玲的角色选了来自沈阳的女歌手艾敬（Ai-jing）来演。艾敬也是我相识十多年的好朋友，她的性格有点像誉玲，同样地富正义感和不喜欢香港。至于张有铭的角色，我曾到石壁监狱探望过真实中的当事人，他样貌俊朗、很用功读书、面孔流露出一点忧郁和羞怯、相当沉默；演译他的李尚文（DavidLee）正有着这些素质。

　　看过《等候董建华发落》这部电影的人都说这部电影和我以往的电影很不同，也许是在他们心目中我过去所拍的都是比较迎合市场或商业化的电影，但在我看来，这电影还是有着一些跟我以往所拍的大部份电影共通的地方。我不会视《等候董建华发落》是一部很不同的电影，它是一部我能真正拍出来而又是自己十分想拍的电影。作为一个导演，我希望在自己还有能力或是还有老板信任的时候，多拍一些不同题材、不同类型、自已喜欢、别人又欣赏的「好」电影。说实话，我并不太介意别人怎样看我的电影，但到底电影也不是你拍完后放在家中留给自已欣赏的东西，所以别人怎样看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拍出别人欣赏的电影的同时，也要对自已忠诚，最好还可以是忠诚于我们生活的年代。

　　这部成本三百万港元的电影花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才找来一个投资者，过程是一个希望和失望交替的循环。传统智慧告诉电影投资者，类似《等候董建华发落》这种类型的电影风险很大、赔本的机会很高；还有，电影中或多或少都会触及政治，这亦是传统市场的一大忌。正当我徘徊在失望之时，眼看这电影胎死腹中之际，实在要感谢这电影的出品人向华强先生，他在众多反对和负面的声音之下仍然为这部电影投了信任的一票。

　　诚然，我从来没有把《等候董建华发落》看待成一部具教化意味或政治性的电影。电影里有关于青少年犯的素材，而故事又是发生在一个改朝换代的历史性时刻，难免会给人这种感觉，但其实我所关心的是被大众视为垃圾而弃于一角的人，还有那些愿意牺牲一已私利和时间、身体力行地去帮助弱势社群的少数人。在编写剧本和筹备拍摄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思考应当用什么角度来说这个故事。有鉴当年的《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饱》很卖痤，所以有人曾经提议过把其中一个个案放大，用奇案片的方式去拍这个戏。这是一个我不能接受的提议，如果这电影只能以这个形式和观众见面的话，我宁死也不拍，还会为我成长的城市感到可悲。有人认为这电影涉及太多政治，剧情也过于沉重，观众不会喜欢看。老实说，我也讨厌政治，但有些东西是你虽讨厌也得要面对，因为你我都生活在其中，而且我并不认为不谈政治是香港电影人的智慧，相反，电影人也可以有他们的政治诉求，我们为什么不能让电影工作者用电影去见证一个年代，或用电影去为一个时代添一个眉批或者注脚；再者，通常口口声声说不谈政治的人都是坐享其成的人。我也明白为重犯讨公道，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沉重的剧情并不必然就会把电影拖垮，在观众说「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