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另类电影音乐探源——浅论“电影作者”王家卫的电影音乐创作观念

　概述

　　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电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以王家卫、徐克、吴宇森、关锦鹏为代表的香港电影，在亚洲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的电影以鲜明而一以贯之的个人风格在国际影坛上赢得众多评论家和观众们的青睐，因此丝毫无愧于“电影作者”的称谓（“电影作者”一词的概念与单纯的“电影导演 ”有所不同（注1））。

　　对于一部影片来说，“导演”仅仅是场面调度的现场执行者，而“作者”却是影片风格和艺术个性的完整体现者。“电影作者”个人的艺术观念体现在电影作品中，使其影片也呈现出艺术风格的统一性。作为20世纪90年代香港电影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王家卫，正是通过独树一帜的电影语言构成了贯穿的艺术风格，完整地体现了作为一名“电影作者”导演的奇妙而独特的艺术世界。

　　如今，“王家卫风格”几乎已经成了一个专有的电影名词，甚至被众多知名或无名的导演参考和效仿，如香港导演陈果的《香港制造》；“第五代”导演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日本电影《盗信情缘》；周星池的《大话西游》等等，这些电影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王家卫电影风格的影响，有的学习王家卫电影的影像风格；有的模仿王家卫电影中的人物造型；更有甚者，如《大话西游》则直接“挪用”了《重庆森林》中金城武的自语式台词：

　　在1994年的5月1号，有一个女人跟我讲了一声“生日快乐”，因为这一句话，我会一直记住这个女人。如果记忆是一个罐头的话，我希望这一个罐头不会过期；如果一定要加一个日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

　　——《重庆森林》（注2）金城武的自语式台词。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大话西游》（注3）周星驰模仿的台词。

　　众多的王家卫电影评论家和研究者在研讨王家卫电影的魅力所在时，大都把目光集中于叙事、空间、时间、视点以及摄影和美术等领域，他们忽略了王家卫作为一名“电影作者”对电影音乐创作所持有的观念。我以为，对电影音乐独特的把握和使用，也是使王家卫的影片充满魅力和活力的重要因素。电影音乐实际上是王家卫体现自己作为“电影作者”理念的又一个重要手段，也是王家卫创造个人艺术风格的重要元素。

　　因此，本文拟通过对《重庆森林》和《堕落天使》两部电影中音乐元素的分析和研究，来解析王家卫的电影音乐创作观念及音乐使用的方式与特征，并希望能通过另辟蹊径来认识和分析王家卫作为“电影作者”的创作理念和艺术风格特征。

　　一、王家卫的电影旅程

　　每天你都有机会与别人擦肩而过，你也许对他一无所知；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会变成你的朋友或者知己。

　　─——摘自《重庆森林》

　　1、王家卫的个人背景资料

　　王家卫并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1958年7月17日出生在上海，五岁时随家人移居香港。少年王家卫喜欢看鲁迅、穆时英、村上春树（注4）的作品，1980年他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平面设计系，1981年考入无线电视第一期编导培训班，其后便在影坛发展。

　　1983年至1987年间，王家卫主要从事电影编剧工作，主要作品有《彩云曲》、《空心大少爷》、《伊人再见》、《最后胜利》、《义盖云天》、《江湖龙虎斗》等；其中，由谭家明执导的《最后胜利》获第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提名；

　　1988年30岁的王家卫自编自导处女作《旺角卡门》，之后又连续拍摄了《阿飞正传》（1990）、《东邪西毒》（1994）、《重庆森林》（1994）、《堕落天使》（1995）、《春光乍泄》（1997）、《花样年华》（2000）等数部带有明显个人艺术风格的影片。在1997年的戛纳电影节上，王家卫更是凭借《春光乍泄》获得了“最佳导演”大奖，是香港影坛获此殊荣的第一人，有评论者甚至把这部影片的获奖看作是香港电影正式登上国际电影舞台的标志。现今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又在世界掀起了一阵怀旧的风潮，本片获2000年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和特别技术奖，第3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摄影、美术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等诸多。

　　2、王家卫与香港电影

　　香港向来盛产商业电影。因为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人们总是来去匆匆、疲惫不堪，观看可以渲泄情感的商业电影成了香港人业余生活的重要部分。从1909 年香港拍摄的第一部短故事片到今天的90多年中（注5），香港共生产了各类故事片和戏曲艺术片（包括国语片、粤语片、潮语片和戏典艺术片）七千多部。近年来，人口仅六百多万的香港，年产影片却在百部左右，除了满足本地区人们文化消费的需要外，还开拓了大陆、台湾以及日本、东南亚、北美等国际电影市场。

　　从20世纪60年代迄今，香港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但在社会制度的限制下，大部分香港人缺乏历史认同感。同时由于香港四面环海的岛屿位置，使得一般香港人缺乏国家民族观念和归属感，于是就形成了岛屿式的无根文化现象。在香港被殖民统治的150多年历史中，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相互渗透，形成了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交融的多元混合文化。基于以上这些因素，香港电影就形成了兼容并蓄、中西合壁；重技术和技巧；着重于商业性、娱乐性的电影语言特征。

　　香港电影十分注重娱乐功能，编导把观众的欣赏口味和审美情趣放在第一位，以追求商业上的成功为最高欲望，再加上电影创作者普遍没有国家、民族、历史的精神负担，因此在策划和创作电影时，首先要有一个商业化的外包装，而所谓的“思想性”、“教育性”则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商业性的定位使香港电影形成了一套又一套迎合观众、固定不变的叙事模式，以风靡东南亚电影市场的香港黑社会影片（如《英雄本色》）为例，在这一类型电影的叙事模式中，个人与社会相疏离，英雄是叙事的主要推动者，他的作用被夸大乃至神化了。香港影人借鉴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方式和技巧，镜头衔接娴熟流畅，为普通观众所接受。作为主流的商业电影，在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偶然和误会起着极大的作用，使影片具有更大的戏剧性。但是，王家卫却逆潮流而动，打破了“好莱坞式”的叙事模式，在叙事时空上达到高度自由，而在剪辑方面则借鉴和使用MTV的剪辑技巧，营造出独特的艺术电影氛围。但是，他的电影又不是“纯艺术” 的，也一样注重商业的包装，如对明星演员的启用，对黑社会电影核心质素的借鉴和吸收。王家卫曾说过：“电影是商业行为的一种，当中应该有不同的包装和套路，也应该好似超市一样，容纳不同的经营方式，不同的产品。也不应该批评这间店铺做生意的方式有问题，那个卖的产品大众化······市场是需要不同的东西与办事的方法。”（注6）

　　3、王家卫的电影观念

　　王家卫擅长写剧本，奠定了他在香港影坛高人一等的优势基础。一般的香港电影主要以人物塑造和对白语言写作构成剧情发展的基本构架和故事肌理。而王家卫的电影却与众不同，角色往往出场不久，就树立起鲜明的性格和特征，如《重庆森林》里不断地喃喃自语、打电话跟女友家中每个人聊天问好的痴情警察金城武；如天天为女友买宵夜、却不知女友真正喜欢吃什么的警察梁朝伟；如相貌平平、古灵精怪的王菲。

　　王家卫精于设计特殊情境，如《重庆森林》里梁朝伟一再去买宵夜并与老板的对答，及他特殊的生活习惯和行为；又如金城武对凤梨罐头的偏爱。透过对各色人物特殊习性及其对事件各种反应的描写，或用直入角色内心的长篇独白来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的手段，使得王家卫的电影在开场不久便迅速地调动起观众的观赏趣味、抓住了观众的观影心理。

　　王家卫的电影叙事结构（用繁复的方式讲单纯的故事，用单纯的方式讲繁复的故事）是他作为“电影作者”的标志性特点之一。他的电影叙事结构常常断裂，要靠旁白才能贯穿，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电影叙事结构的完整性。相反，王家卫认为在断裂中处处可见段落间的对比而表现出事件的冲突张力，或因类比而强化的主题形象。例如在《重庆森林》里，两个不同个性的警察感情生活对比：一个多情缠绵，偏偏在被女友甩掉后，遇到一个不能与普通人交流的女杀手；另一个散漫无心，却完全落入暗恋者布下的情感罗网。在人物积极与消极的情感遭遇对比中，传达出的是王家卫对人生无常的感叹。

　　在王家卫的影片叙事中，画外音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以致于其影片中的声音造型形式也成为其个人风格展现的途径之一。对电影叙事来讲，每一个局部的变化都将带来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大量画外音的使用就必然导致如何确定影片作者视点的问题。因此画外音成为王家卫电影语言中叙事的最重要部分。

　　王家卫的电影大体上都是描摹回归前香港人的各种复杂而微妙的心态。角色少而又少，且极少有家庭及家人的出现。家庭背景的缺省、个人主义的凸显，十分恰当地表现出了香港人的无根感，流露出一种对生命短促的苍凉感受，与香港人在97回归的特殊时期，把对自由和世纪末的双重不安转化为情感上近乎贪婪、偏执的专注，和对于时间无尽流逝的焦虑一一对应。

　　在王家卫的电影中，角色总是以杀手、妓女、警察、空中小姐等固定的身份出现，别具寓意。杀手和妓女是被排斥于正当行业之外、不被法律认可的边缘职业；警察和空中小姐虽是主流体制中的正常行业，但都有着流动、疏离和不安定的特质。穿上了警察制服便成了一台编好号码的巡逻机器，在大街小巷中不停地逡巡。空中小姐则是化好妆在地球上各个国家间之间不断地迁移着，不同的土地只不过是有着不同的名字而已。这些本质上透露着无助的流浪身份，表现出王家卫对香港人社会生活层面的基本看法。尽管王家卫在时空处理及故事情节的设计上，充满著压抑与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