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s opening to the West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三次对外开放，一次是1840年以后的洋务运动，一次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最近一次就是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运动。由于这三次开放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内部和外部的环境都有很大的不同，很难将这三次开放做一全面的比较。但如果用一个最简略的概述，那就是第一次开放并没有真正触动中国的体制，第二次开放完全放弃中国的体制（而又导致旧有专制体制的全面恢复），而第三次开放则既触动了中国的体制又没有完全放弃中国的体制，而是推进了中国体制的改革。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走向将如何，目前尚难断定，但最近这一次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是世人有目共睹的。
从本质上讲，中国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中国文化中，重要的概念不是“内”、“外”，而是“中正”与“偏斜”，讲究四海一家，天人合一，中国文化信奉“天”，皇帝自我标榜为“天子”，道德被归结为“天良”，这说明中国人信奉自然规律，近代中国为什么科学主义盛行，西化盛行，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一百年来中国人认为真理来自西方，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的什么主义，其实中国自唐以来，就有向西方取经的传统（例如《西游记》）。
因此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是很虚心的，很虔诚的，但问题是怎样学习，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人论》（En Essay On Man）说：“人的哲学应该能使我们把（人的）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刚刚过去的这一个世纪给中国人留下的最沉重的教训莫过于将社会进步的问题简单化，中国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和四分之三个世纪，才模糊地认识到这一点。然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仍然是人类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难题之一，肤浅的乐观主义观点有福山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Francis Fuknyama)，而悲观主义的代表则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The Ci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Samuel P. Huntington 1997）福山认为人类历史随着西方化在全球的实现而终结，而亨廷顿则认为非西方国家的强大将对西方构成威胁，两者都没有为人类的文明关系给出建设性的观点。
根据人类社会是有机体的观点，异质文化的相互开放与学习就应该是一个类似于精子和卵子相结合的关系，中国文化吸收西方的积极因素，如科学、民主、市场、法治等，就象卵子结合了精子一样，引起的应是自身文化的嬗变，而不是自身文化的毁灭。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hool and university system
学校教育是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被吸纳到中国社会来的，学校教育的出现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上个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标志是摆脱科举，实现教育的独立，中国现今的教育体制仍然可以看成是近代引进的西方教育体制的延续和发展，但四九年以后受前苏联的影响很大。
The school song-movement
在近代史上，德国学校音乐教育对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极其深刻的影响，１８９８年，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请办学校即是以德国学制为模式，其内容包含了“歌乐”一科。他提出“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而日本的音乐教育亦是在明治维新实行西化效仿德国模式；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受日本音乐教育的启发极力强调音乐对思想启蒙的重要作用，积极提倡在学校中补充音乐课，发展学校音乐教育，他指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教育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对中国音乐教育影响甚大的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积多年留学德国，考察德国教育体制之经验，结合本国国情提出他的美育主张，并亲自担任国立音乐院院长；以沈心工、李叔同为代表所推动兴起的学堂乐歌，亦采用了旧曲填词的方式（曲调多为日、欧、美等国的）介绍了欧洲和日本的各种歌曲体栽，把群众歌咏方式引进中国社会生活；另一留德学人王光祈著书立说，系统介绍了德国音乐教育与音乐生活，（著有《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德国人之音乐生活》等；以萧友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家则系统地引进了德、奥等欧洲音乐理论和教材（著有《普通乐学》、《和声学纲要》、《钢琴教科书》等。这样，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例如最初是通过日本）在体制、思想、内容、方式、理论诸方面主要接受了德国以及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学校音乐教育模式的重要影响。
应该说，以学堂乐歌为标志的我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在反帝反封建、促进社会现代化、奠定现代教育的基础方面，具有其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学校音乐教育的代表人物如蔡元培、王光祈等人在引进德国音乐教育之同时，亦不乏国人之文化意识。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王光祈的发扬音乐之“谐和精神”，均表明了近代中国音乐教育家在学习西方之同时对本国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发展。然而，正如一些当代学者指出，本世纪初中国社会开放之主潮是全面反传统，全盘西化，对于西方的学习，基本上是按照“西方──先进、中国──落后”的格式，以西方模式为标准，以西方文化为圭臬来进行的。这一做法产主了中国文化主体意识失落的危险。当今一些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认为：“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是主体性的危机，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enes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usic following Western style
吸收了西方音乐材料和作曲技法的音乐，在中国称为新音乐，
早期（清末、民国初年）的新音乐发展以学堂乐歌为中心，代表人物是：曾志民、沈心工、李叔同，创作、理论和出版都起于日本，以曲调填词为主。
二十年代代表人物是赵元任、萧友梅，系统讲授西洋史和和声学，借鉴欧洲创作方法，进行艺术歌曲创作。儿童歌舞音乐的创作的代表人物是李锦晖，二胡作品创作的代表有刘天华。
三、四十年代的抗日音乐以聂耳、冼星海、郑律成、吕骥、马可、安波等人为代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
音乐创作以民族音乐为素材，借鉴西方的创作方法。
1949年以后：
歌曲：五十年代的胜利歌声，“大跃进”时期的浮夸歌曲，曲折前进的歌曲创作，“语录歌”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创作，歌曲创作的复苏与开拓，通俗歌曲与流行歌曲的发展。
合唱曲：四十年来合唱创作概况，中小型合唱，大型合唱。
钢琴及欧洲管弦乐器独奏、重奏曲：钢琴独奏曲创作，小提琴独奏曲创作，大提琴、低音提琴及欧洲管乐器独奏曲创作。
交响音乐：交响音乐发展的良好开端（1949—1956），波折中的发展（1957—1965），“文化大革命”中的交响音乐（1966—1976年），十年浩劫后的复苏（1976—1981），历史新时期的蓬勃发展（1982—1989）。
歌剧音乐：“新歌剧”的探索与“新歌剧问题讨论会”，在曲折中崛起：第二次歌剧高潮的到来，历史性阵痛：在观念变革中争生存、求发展，当代歌剧创作的主要经验与教训。
舞剧及歌舞音乐：蓬勃发展的十七年，浩劫的十年，改革开放时期的新繁荣，现代舞音乐的萌芽。
电影音乐：电影音乐概况，新中国电影音乐的开拓和建设（1949—1957年），新中国电影音乐的曲折和发展（1958—1966），“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1966—1976），日益繁荣的新时期电影音乐（1976—1989）。
电视音乐：电视音乐创作概况，电视音乐创作的成就。
传统民族乐器的独奏、重奏曲：弓弦乐器作品，弹弦乐器作品，吹管乐器作品，打击乐器作品。
民族乐队合奏曲：历史的回顾，作品简介，特点与不足
戏曲与曲艺音乐改革：戏曲音乐改革，曲艺音乐改革。
The own cultural heritage
中国有极其丰富的音乐文化传统，按传统的的划分有民歌、说唱、戏曲、歌舞和民族器乐五大类，实际上还包含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宫廷音乐（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这三类音乐长期被排斥在研究的领域之外。
建国以来“音乐民族化”问题有过五次大的讨论与热潮，第一次是53年的“学习和继承民间音乐的优秀传统”，讨论在53年四月全国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之后，由吕骥在《人民日报》（同年八月）发表的文章所引发，杨荫浏等人均撰文参加讨论，讨论初步涉及“土”、“洋”关系，“态度”与“作法”等基本问题。
第二次是56年围绕全国音乐周展开的关于“发扬民族传统繁荣音乐艺术”的讨论，人民日报以该名为题发表了社论，指出：“我国是一个有悠久音乐传统的国家，我们有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遗产……应当努力熟悉它、掌握它、发扬它”。并指出“五四以来的许多优秀音乐作品，是我们民族音乐遗产的重要部分，必须加以继承”，同年李凌同志与李焕之同志就“音乐民族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了争论，贺绿汀等同志亦撰文参加了讨论，这一讨论不仅更深入地涉及了对待传统与外来音乐文化问题，还进一步提出了为“更好继承传统……应当有一个全面的规划”。
第三次是63年前后围绕中国音乐学院建院展开的讨论，该年一些亚洲、非洲国家领导人访华参观了我国音乐学院，曾就民族音乐薄弱问题提出了批评，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中国音乐学院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指示创办的，当年贺绿汀同志亦就上海音乐学院创办民族音乐系问题，撰长文“关于音乐教育的一封信”，再次就民族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次讨论的焦点是“先分后合，殊途同归”以及是否“急于摆摊摊”等问题，体现了63年周恩来提出的先分后合的方针与毛泽东同志1956年“在音乐的专业学习方面，强调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但学了以后要求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生物学、化学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等观点的区别。开始意识到了音乐文化体系的问题。
第四次是文革
